当人工智能迅速进入社会治理、公共服务和教育场景时，语言实践正在经历深刻变化。自动生成文本、智能辅助写作等技术的普及，让一些岗位出现了弱化语法训练、淡化文字功底的现象。表面上，这似乎提升了效率，但从深层看，它关系国家文化根基、制度表达能力、治理体系效能和教育育人质量，必须给予充分警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语言文字是文化的重要载体，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生命力、影响力和认同力，不仅体现文化自信，也关系国家治理的深度与广度。总书记的这一论述揭示了语言的根本意义：语言不是外在形式，而是思想的现实形态，是国家意志的表达方式，是文明延续和制度运行的底层结构。语言能力一旦削弱，文化主体性难以稳固；表达逻辑一旦松动，制度效能便可能受损。

       在新时代，党中央提出的“两个结合”为我们认识语言之根提供了根本方法论。一方面，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需要依托汉语表达体系讲清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中国实践，让扎根于中华大地的伟大创造进入理论、进入文本、进入世界视野。另一方面，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则要求从汉语这一文明载体中激活思想资源和价值资源，推动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语言体系若不稳固，“两个结合”的理论创造空间也随之缩减。

       从国家治理层面看，语言能力直接关联制度效能与政策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国家法律法规、机关文稿文电，都依赖精准表达来确保权威、明确边界、传达意志。语言若含混，政策便容易走样；语义若不清，执行便可能偏差。中央文件反复强调要提升政策文本的可读性、可理解性、可执行性，其逻辑基础正是语言规范的严谨性。智能工具可以提高材料撰写效率，却不能替代对制度精神的理解、对政治分寸的把握、对逻辑关系的严密呈现。在紧急情境下，任何技术都不能代替干部发出准确指令、作出清晰表达。因此，文字能力不是事务性技能，而是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中华文化层面看，语言体系深刻承载民族精神与文明根脉。汉语在漫长历史中形成了独特的语法系统、叙事方式和美学传统，体现着中华民族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思维方式。总书记强调，要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普及与发展提高到文化战略和治理战略的高度，增强其生命力、影响力和认同力。语言弱化，会导致母语思维能力下降，文化叙事能力被侵蚀，文明阐释和文化创造变得被动。文明延续不仅取决于内容积累，也取决于语言形式的掌握与再造。守住汉语语法和表达逻辑，实质上是在维护中华文化的深层结构与长期活力。

       从教育育人层面看，语言训练关系价值理解的深度与逻辑的清晰。思政课承担着“讲道理、明方向、正价值”的使命，其力量来源不是形式技巧，而是思想表达的深度、理论阐释的准确性与语言逻辑的严密性。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思政课教师“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活”，其中蕴含着对语言理解能力、表达能力、叙事能力的高要求。技术手段可以扩展呈现方式，但不能代替教师对理论的透彻把握，也不能代替学生对价值的内在理解。多模态教学提升的是课堂吸引力，而价值的内化必须通过语言的理解、表达和再现来实现。

       当前教育改革强调“形成性评价”和“过程性学习”，其根本指向是观察学生是否真正“理解了、思考了、表达出来了”。一个学生是否掌握了理论，关键看其能否用自己的语言讲明；是否形成价值判断，关键看其能否在表达中呈现立场、厘清逻辑。语言表达不仅是学习结果，也是思维品质的呈现；不仅反映知识掌握的深度，也反映价值理解的扎实程度。把语言能力纳入学习过程与评价体系，正是尊重人的主体性、强化学习内涵的体现。

       在人工智能深度融入社会的背景下，坚持技术为用、能力为本，是必须把握的原则。技术可以强化信息处理，却不能替代思想生成；可以提供表达辅助，却不能替代价值判断；可以提升效率，却不能取代文化根脉。无论是干部、教师还是青年一代，只有持续扎实地训练语言能力，才能在纷繁复杂的时代条件下保持清晰表达、独立判断和深刻思考的能力。

        人工智能时代对语言的要求不是降低了，而是提高了；对语言主体性的考验不是减弱了，而是增强了。只有坚定维护语言体系的严谨性、逻辑性与文化性，强化表达能力与思维能力的训练，才能稳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根基，提升制度表达与政策执行的效能，推动中华文化在新时代条件下焕发更持久的创造力。（陈建峰 伦昕煜 陈韬）

*本文系广东省教育评估协会2025年度规划课题（BDPG25044）、广东白云学院校级人文社科项目(2024BYKY44)阶段性成果。